项羽身死之地的再论证
项羽“乌江自刎”的故事，在我国已流传千百年之久，但过去没有人论证过它是否可信。几年前，冯其庸先生通过实地考察与种种史料的分析，得出项羽死于东城而非死于乌江的结论。冯先生的论文《项羽不死于乌江考》发表以后，受到学界的赞扬，同时，也引来一些反对的意见。笔者不揣浅拙，就此问题作进一步论证，并对近年坚持“乌江”说的文章予以辨析。
《史记》的明确记载
《史记》的《高祖本纪》、《樊郦滕灌列传》及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，明确记载“灌婴追杀项羽东城” “追项籍至东城，破之，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”，特别是《项羽本纪》写了项羽与乌江亭长对话之后的悲壮场面，紧接着的“太史公曰”，仍然称项羽“身死东城”。可以说，司马迁是再三再四再五地明确记载项羽死于东城。全部《史记》对于项羽身死之地，没有异词。
班固纂修《汉书》时，凡《史记》已经写了的，即采用《史记》的文字，但有所剪裁、调整、改易或适当订补。《史记》关于项羽死于东城的多次记载，班固一个不漏地照原样写在《汉书》里，甚至“太史公曰”的“身死东城，尚不觉寤”，也变成班固的“赞”。笔者在《汉书》中没有发现关于项羽身死之地还有另外的说法。这表明，《史记》 关于项羽死于东城的记载，班固完全认同而没有异议。
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写项羽从垓下突围逃到东城，与围上来的汉*骑兵冲杀两次之后，所带人马只剩下二十六骑了，“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，乌江亭长檥待，谓项王曰：‘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众数十万人，亦足王也，愿大王急渡，今独臣有船，汉*至，无以渡……’”这是“乌江”说的唯一依据。然而，细心推敲这一段文字，其中并没有说项羽到了乌江；再联系前后文看，项羽那天是到不了乌江的。
“欲”的意思是“想要”。“乃欲东渡乌江”表示项羽未到乌江，离乌江还远。如果已经到了乌江边，或接近了乌江，就不能用“欲东”（想要往东去）。关在书斋里研读《史记》，以为乌江离东城很近，项羽想着想着就到了乌江。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。古人说的“乌江”，是指长江自芜湖以下斜北行的那一段。项羽“欲东渡乌江”，是想东去渡过长江。按现代的计算，从东城到长江边，最近的距离也在二百四十里以上，而且这一带主要是山地和丘陵，尤其是东城附近，山峰绵亘，冈峦起伏，小河、小溪众多。项羽逃到这样的地方，又有数千汉*骑兵的围追堵截，他是不可能冲杀多远的。
项羽逃“至东城”以后，前两次冲杀，他亲自斩汉*的一将、一都尉，“杀数十百人”。在同乌江亭长对话后，项羽命令二十六骑“弃马步行”，作自杀性的拼搏，“独籍所杀汉*数百人”“项王身亦被十余创”。读者算一算，先杀死汉兵数十百人，后杀死汉*数百人，需要多少时间。灌婴所部，是刘邦特别组织的一支骑兵部队，能征惯战，屡屡击败楚*。这“数十百人”和“数百人”不会站在那里等项羽去杀，他们要拼搏，所以项羽“身亦被十余创”；即使不拼搏，也要骑着马跑，项羽赶着杀，也需要时间。“数十百人”和“数百人”加起来，起码两百五十人以上。若平均三分钟杀一人，这两百五十人杀下来，也要十几个小时。而项羽步战独杀汉兵数百人以后，天还没有黑，因为遇到故人吕马童，彼此都认得出。这样算起来，项羽从垓下溃围南奔，渡淮河，陷大泽，先后与汉*骑兵搏斗，杀汉*一将、一都尉，杀“数十百人”和“数百人”，共需时间十多个小时。那他这一天赶路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或稍多一点时间。笔者实地考察过，从垓下到东城县城有三百多里。项羽的马“日行千里”，古代的一里比后世的一里要短。顾炎武说：“千里之马，亦日驰五六百里耳。”（《日知录》卷32）即使项羽和他的二十六骑都是千里马，两三个小时或三四个小时内，他们也只能从垓下跑到东城县城一带。项羽那天是到不了乌江的。到不了乌江，也就不存在“乌江自刎”的事。
项羽那天没有到乌江，紧接着的“乌江亭长檥船待”及亭长与项羽的对话，就不能认为是在长江边上。读者对此可能有所疑惑。如果我们正确了解了“亭长”的身份和职务的性质，了解了“檥船”的词义，便可以明白乌江亭长并不是驾着船在长江边迎候项羽。
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有“十里一亭”“十亭一乡”的说法。过去人们把亭长理解为村长、保长一类的角色。近年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，认为秦汉的“亭”不是地方一级行*单位，而是县廷派驻在外负责“禁盗贼”等事的机构，有点类似于现代的派出所。当时基层的行*区域依次是县、乡、里。各个“亭”当然也会有负责的区域，但“亭”不是一个行*区域。“亭长”也不是守着本村本土的基层行*头目，而是县廷之吏。我们看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记载刘邦“及壮，试为吏，为泗水亭长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”。又记载，“高祖为亭长，乃以竹皮为冠，令求盗之薛治之，时时冠之”“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，徒多道亡”。这可见做亭长的人常出入县廷，交际广泛，又外出到很远的地方为县廷办差事。由于亭长是这样的角色，又是战乱时期，项羽在东城附近与乌江亭长见面就是合乎情理的事情了。
再说“檥船”，旧注解说不一。现代学人注释《项羽本纪》，大都认为“檥”同“舣”，把檥船解释为“拢船靠岸”。然而，这样的解释在两汉文献中找不到依据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俱作“檥船”，《水经注》的引用也作“檥船”。《说文·木部》：“檥，榦也。”《说文解字》中有“檥”，没有“舣”。段玉裁根据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等典籍，解释说：“《史记》‘乌江亭长檥船待’，檥船者，若今小船两头植篙为系也。”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《说文解字注》第253页）《史记集解》引东汉学者应劭的解释：“檥，正也。”“榦” “檥”，都是正的意思。《易·蛊》的“榦父之蛊”，意为整顿前人败坏的事业；《诗经·大雅·韩奕》的“榦不庭方”，意为安定不朝觐的方国诸侯。所以“檥”作为“正”讲，就是整理、安顿的意思。“檥船”，大体上可以理解为安置着船，备有船。
无论是把檥船理解为“若今小船两头植篙为系”者，还是理解为安置着船，备有船，都说明在司马迁、班固的时代，檥船并没有在水上驾船靠岸的意思。“亭长檥船待”，是表示他备有船。乌江亭长是在东城附近与项羽见面的。
《史记》再三再四再五地明确记载项羽死于东城。这是无可争辩的。经过以上分析，我们可以明了，《项羽本纪》关于项羽之死的具体描叙，实际也是表示项羽死在东城。现存的《史记》文本，没有写项羽死于乌江。
“乌江说”的误读
“乌江自刎”说的流行，是因为误读“项王乃欲东渡乌江”一段文字。冯其庸先生的《项羽不死于乌江考》发表以后，坚持“乌江自刎”说的先生们，仍蔽于成见，但又无法否认项羽死于东城这个基本事实。那他们如何维护“乌江自刎”说呢？他们的思路是，想方设法证明“乌江”处在“东城”的范围内，把司马迁说的“身死东城”，解读为身死于东城的乌江。
东城是秦朝所置县。司马迁叙述秦汉之际*队的行进与作战，涉及县名，一般都是指县城（县治所在）。如城阳、濮阳、荥阳、成皋、陈留、定陶、东阿、下邳、新蔡、固陵、钜鹿、沛、薛、邹等等。“至固陵”是到达固陵县城。“围钜鹿”是包围钜鹿县城。“*下邳”是驻扎在下邳县城。“定陶未下”，是定陶县城没有攻下来。“破秦*濮阳东”，是在濮阳县城的东面击溃秦*。“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，屠之”，是攻下城阳县城，屠杀城阳县城的*民。《史记》涉及“东城”有多处。唐代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对“东城”的注是：“县在濠州定远县东南五十五里。”所说的“定远县”和“东城县”，都是指县城。因为秦朝的东城县和南北朝以后的定远县，在县境上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。就县城说，东城在定远东南五十五里；就县境说，两者之间没有距离，还重合一部分。《史记》各篇的“东城”，都是指东城县城。这也是古人行文的习惯。项羽“身死东城”“灌婴追杀项羽东城”，表示项羽死于东城县城附近。
至于乌江，也不可能在东城县的范围之内。东城县在江淮丘陵中部，县境到不了长江边。拙作《回归〈史记〉本文，探讨项羽身死之地》（刊于《艺衡》第四辑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0年11月版）对此有详细的论证。坚持“乌江自刎”说的先生们提出，《史记》写项羽身死之地，“据事录实为自刎于乌江”，又按“行*区划的县”“正式书为‘身死东城’”。这种所谓“正式书写”与“据事录实”的两截“史法”，并不存在于《史记》之中。《史记》中没有哪个人物的死亡之地是分两截写的。《秦始皇本纪》记秦始皇“崩于沙丘平台”，沙丘是个小地名，司马迁并没有另外按“行*区划的县”书写秦始皇死地。《蒙恬列传》、《李斯列传》均直书“始皇至沙丘崩”，“至沙丘”“始皇崩”。后世关于秦始皇死地也没有另外的说法。以秦始皇之尊，都没有按“行*区划的县”书写死地，没有分两截书写死地。
如果司马迁认为项羽死于乌江，《史记》各篇自然要直书项羽死于乌江，不会书写东城。既然司马迁多次明确记载项羽死于东城，“据事录实”的具体描叙又没有表示死于乌江的意思，那项羽死于东城而非死于乌江，就是确定的。